一、序
周起元一生一直未曾远离权力的争斗旋涡，这与他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性格有关。他同情东林党人，为其仗义执言，却因此得罪了魏忠贤一党，被诬入狱，最终惨死狱中，与被宦官一同害死的其余六人并称“七君子”之一。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蓬勃发展，他还被认为是中西文化海上交流的使者，是海上文明的先驱之一，为此，海沧电视台、厦门文广影音有限公司、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联合策划创作了纪录片《周起元》，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周起元的一生。
周起元
二、生世及功名
周起元（～），字仲先，号锦贞，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人。《海澄县志》记载其为“唐周匡物之裔也”。周匡物，字几本。《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匡物进士及第，为漳登进士之始”，也就是漳州首位进士。据漳州市政协编纂的《漳州古村落》记载，周匡物家乡是今龙海双第华侨农场石斗社，明属龙溪县，周起元原籍在此，其生活之地是海澄。
周起元在万历二十八年（年）在乡试名列第一，第二年（年）又中进士，由此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三、宦途、宦绩及交游
在年中进士后，授江西浮梁（今景德镇市）知县。“而浮梁有大姓欲吞范文正双溪书院，向为起元所持，至是挟忿上书。”又有记载“周公起元执法，力持具疏申救”。“初令浮梁，有大姓欲侵范文正双溪书院，起元持法不阿，士论重之也”。就是在其任浮梁知县时，有当地豪强旺族阴谋侵吞宋范仲淹所建的双溪书院，而周起元公正执法，坚决抵制，并且士人因此敬重他。
后擢任南昌知府。有记载“凡盗宼发他境匿在宇下者，悉捕得。”7维护地方安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由此可见周起元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性格从仕途之始就能略窥一二。《明史》中称赞他“以廉惠称”。
《海洋赤子周起元》中的周起元形象
万历三十八年（年），周起元因为其优秀的政绩被吏部选授御史赴京待命，拟任湖广道御史。但由于政事懈怠，一直没有上任。在这时周起元极其冤枉的卷入了又一次党争。
在明代“京察”因涉及了官员奖惩升迁，一直伴随着徇私舞弊拉帮结党的现象。周起元就不幸的被卷入其中。
《明史·周起元传》记载：
“行取入都，注湖广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御史刘国缙疑郑继芳假书出起元及李邦华、李炳恭、徐缙芳、徐良彦手，遂目为‘五鬼’，继芳且入之疏中。起元愤，上章自明。”
万历二十年以后，神宗怠于临朝使中兴的局面渐趋消失，官场中党派林立，东林党人与齐、楚、昆诸党展开了激烈的对抗，这次“京察”便是东林党与诸党对抗中的一幕。这件事在《明史·孙丕扬传》中也有记载。
会御史金明时居官不职，虑京察见斥，先上疏力攻图，并诋御史史记事、徐缙芳，谓为图心腹。及图、缙芳疏辩，明时再劾之，因及继芳伪书事。国缙疑书出缙芳及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手，因目为“五鬼”；五人皆选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
年3月，辛亥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是80岁高龄的东林党人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萧云举及副都御史许弘纲。当时御史金时明失职，唯恐京察被纠，便甘为爪牙。宣党汤宾尹与王绍徽合谋，利用金时明诬告王图之子、宝坻县令王淑汴“贪赃巨万”。又说王图将在京察拾遗时倾覆其兄保定巡抚王国。还指控王图欲将御史史记事，徐缙芳为心腹。王图、徐缙芳上疏申辩。金时明继续弹劾，在奏疏中提及了伪书一事，伪书旨在陷害郑继芳，但也涉及刘国缙、王绍徽。刘国缙上书澄清，同时怀疑徐缙芳、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五人的升迁与此事相关，便在上书中指控此五人，称之为五鬼。周起元非常愤怒，上书申辩。
同时由于淮抚李三才的擢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飐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飐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飐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万历三十七年（年）正月，李三才加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衔，东林党人有意推举李三才入阁。引起了诸党的不满。浙党官员认为“料攻淮（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意欲攻击李三才，工部郎中邵辅忠弹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而为贪险假横之人”。次年正月，浙江道御史徐兆魁继续上疏劾论。随后又有大臣为李三才辩解，双方争执数月不休。
在此之际，刘世学依仗其权柄诋毁顾宪成讲学之风。“奸人刘世学者，诚意伯刘荩臣从祖也，疏诋顾宪成，起元愤，力斥其谬。”当时顾宪成时东林党人的领袖人物，周起元写文章指责他：“东林之学始于杨时，今议者借道学以攻杨时，借杨时以攻罗汝芳、顾宪成，皆非是。”这篇文章戳穿了刘世学的阴谋，甚至得到了民众的认同，最终促成了朝廷的重视，而周起元也声名鹊起，在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
在闲置京城这两年，其邹元标、魏大中交往甚密，正是在此时间，其慢慢靠近了东林党。但只能说其思想倾向于东林党，而没有过多的个人交往。
万历四十年（年），在京待命两年的周起元终于被任命为御史，后奉敕分巡湖广道漕运。他组织民工疏浚河道，维护航运。
万历四十一年（年），赋闲在家的国子祭酒方从哲不经廷推直接被任命为吏部左侍郎。依明制，委任重要官员须先经廷议，再由皇帝下旨。但方从哲是由神宗皇帝直接发中旨任命，结果吏部会推结果又与中旨结果不同，引起了言官们的反对，认为其上任有违组训。史书记载“时相方从哲起家少宰，不由廷推，（周起元）又上章驳正”。“吏部侍郎方从哲由中旨起官，起元力言不可，并刺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养正、郭士望等。”不仅指责其上任有违组训，并且还说方从哲性格柔弱不能任大事。并且此奏疏还涉及其门生齐党首领亓诗教等人，又是被诸党所记恨。
同年，周起元又弹劾赵焕。
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
吏部尚书赵焕出云中、时熙于外，起元劾其背旨擅权，坐停俸。焕去，郑继之代，又出之祥及张键。起元亦抗疏纠驳，因言张光房等五人不当摈之部曹。与党人牴牾，忌者益众。
赵焕按年例调孙振基、王时熙、魏云中为外官而没有经过都察院，有违明制。于是汤宾尹以惯例力争，且诋毁赵焕。周起元等人也弹劾赵焕专权。神宗为安抚赵焕给周起元降俸处分，赵焕离职，郑继之代替，又任用潘之祥和张健。周起元也上疏驳正，又说张光房等五人不应当摒弃在官衙之外。在诸党如日中天之时如此逆风而动，于是记恨的他的人更多了。
在周起元任湖广道御史之时，曾与当地人民与商人一道与宦官高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宦官高寀
税监高寀于万历三十七年（年）到福建上任，管理市舶司及矿物，因其在福建横征暴敛，胡作非为引起民愤，万历四十二年（年）当地人民爆发了欲驱逐高寀的运动。福建巡抚袁一骥接连上五疏历数高寀在福建的恶行，周起元也上《参税珰高寀疏》历数其罪行，慷慨陈词，为民请命。
“福建税监高寀素行贪残最于别珰，历年海商一切贵重美丽奇巧之珍，百入于寀，未必一贡于皇上，臣生长之地，耳而目之久矣。谿壑既盈，虐声久播。入粤，粤人不受；归闽闽人震恐。”
“望皇上亟行两观之诛，用雪三山之愤，非仅仅撤回撴锁，可以了事者。”
“夫寀之在闽，杀伤民命当斩，烧劫民房当斩，造船通倭当斩，囚执命官当斩，椎击童男女至死而吮吸其脑髓当斩。”
“故由前，则总总不法，当正典型；由后，则饰无为有，说谎之罪，不容诛也。征多解少，侵欺之罪，不容诛也。”
“从重究拟，籍没其家，为奸欺悖旨之戒。”
他还从提醒神宗皇帝：“臣恐防川不绝，决必滔天；宿火不发，发必燎原。”
正因为周起元的慷慨陈词及巡抚袁一骥的上疏，致使神宗皇帝为数不多的相信了地方官，撤其职务招其回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起元建言抗疏,有关国计民生,初非寻常尚气节、好攻击者可比。其人其言奏议之属,并足垂诸不朽,固宜特录而传之者”。
不久之后，周起元奉命巡抚陕西，史书记载他“风采甚著”。
万历四十五年（年），因为东林党的原因，调为广西参议，分守右江道。治理广西政绩卓著。史书记载，“柳州大饥，群盗蜂起，起元单骑招剧贼，而振恤饥民甚至”。“值柳庆大荒，起元设法赈救，全活者几十万人”。当时柳州出现大饥荒，盗贼并起，地方官皆认为应用武力镇压，只有周起元主张赈灾的方法，轻而易举的平息了此事。
泰昌元年（年），因为粤西功绩卓著，升任移四川副使，恰逢此时辽阳被清军攻破，恰好辽阳失陷，朝廷认为其是军事要地，应设置监司，于是命令周起元以参政的身份统领此地。
有史书记载：
是时各省募兵出关，又广宁失守，溃兵散归各镇，监司每被兵鼓噪有客兵田景坤者拥众相杀，起元督兵缉拏首凶，解治正法，近畿地方安堵，后凡客兵过都无一敢哗者。
周起元严格执法，使当地游兵散勇的混乱局势有所缓解。
在其在任通州参政任期内，好友刘宗周被贬，其写信劝说：“戅言如是，虞祸及也，盍去诸。”
黄道周说：“初为浮梁令调南昌，考选为巡漕御史，时方德清（方从哲）以中旨起少宰，公特疏驳之，嗣后中旨与三案共闹或谓公发迹”。说其早看出方从哲不能成大事，因为其弹劾方从哲也助其发迹。日后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与其出色的地方政绩有关。
天启三年（年），周起元被召入为太仆寺少卿。天启二年（年），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等创建首善书院，本与二人有旧的周起元自然时常往来其中，时高攀龙、叶向高等人在此讲学议论时政，抨击阉党，传播道学。此地自然也被阉党所记恨，被其视为眼中钉。时兵部给事中朱童蒙诋毁首善书院所传之学乃是伪学，请朝廷禁之，周起元上书辩解。当时正是东林党得势期间，朱童蒙失败被贬出京，但也和周起元结下矛盾。朱童蒙因为攻击东林党人也被魏忠贤一党所看重。
同年，周起元出任右佥都御史，随即受命巡抚苏、松十府。
当年四月，松江地震。明代江南水利设施废弛，水患频发，因此尤其是江南粮仓，水利更是重中之重。周起元遂上书，要求兴修水利。他说：“京边仓盈庾亿皆取给江南，此中预防水涝，惟水利最急。乃浚筑之政数年不举，皆由迩来搜刮太尽，有司工作无从措办。万一流行及于昏垫，愆降爽乎月离，则匮乏之害，岂独一郡一邑受之。此臣之所大虑也。“然而并没有得到朝廷重视，终于酿成大祸，洪水肆虐，百姓流离失所。
待洪水稍退，周起元抱病游走于各地，号召各地修筑堤坝，又命官府开仓放粮，赈救灾民。又上书请求官府减少税收，与民休息。
当年六月，周起元再次上书请求朝廷拨款修筑水利，但当时内忧外患的明朝根本无暇顾及。果然在崇祯十三年(年)，又一场特大水灾造成江南地区损失无数。
时苏州织造税监李实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民怨沸腾，其仅假借上供就多收十万两之巨，苏州同知杨姜暂代知府职，屡次制裁李实，引得李实大怒，反过来诬陷杨姜。周起元随即开始调查李实恶行，李实属魏忠贤一党，权倾一时。当时有人担忧说：“或谓公虫百足者未易易击也，且不虑祸不测耶？”公（周起元）慷曰：“祸福之来天也，君子弗计。君子所计者，是非焉耳已。是非无定案，何以传示远迩哉。疏遂上。”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态度令人动容，其毅然上书为杨姜辩护。魏忠贤不予理会，指责周起元，并要求其将杨姜贪赃枉法的事实报上来，周起元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弹劾李实，并言其为官清廉。魏忠贤大怒，杨姜被贬为民，周起元亦为魏忠贤所记恨。
朱童蒙被贬出京后任分守参政，离开京师后愈发骄横，粗鲁易怒，经常鞭打苏州百姓，甚至鞭毙漕卒，民怨沸腾。周起元闻之大怒说，“天子命我抚民察吏，可坐视此等虐吾民耶？”遂上书弹劾朱童蒙，朱童蒙投于魏忠贤门下，提拔为太常寺卿，周起元却被削为平民。周顺昌赠以序曰：“公去名益高矣”，吴人无老少皆随送涕哭声塞市。
天启六年二月（年），魏忠贤命兵部给事中李鲁生捏造事实，弹劾周起元“凶险鬼怪，借题杀人”，并以讲学为名，与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宗建等六人“朋比刺讥，浊乱朝政”，又取来李实的没有盖印的奏疏，命令李永贞、李朝钦诬陷周起元当巡抚时贪污国家十多万两银子，假传圣旨逮捕周起元。有史书记载：“缇使至漳，漳士民大惊。呼设木柜于郡四门投钱，不数日钱满。复拥诸缇使，相率泣言周中丞寃且贫，缇使亦心服加慰护”。百姓听依照明律可用金钱赎罪，在城中四门设木柜，几天便投满了，可见周起元深得民心。
周起元被押解到京师后，周顺昌等人已受尽酷刑病死狱中。负责审讯的是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其人性格残暴，周起元不禁酷刑屈打成招。迫使其亲友还钱，亲友也因此破产。周起元在其寄回家的心中说道：“吾仕宦二十余年，只有山田数十亩可供祭祀，所购吴中卷籍颇多，可检卖为糊口费也。”可见其为官之清廉。
九月，周起元死于狱中，其家乡父老无不垂泪。
至崇祯朝，朝廷为周起元平反，增兵部侍郎，谥“忠愍”，被后人尊称为七君子之一。当地还为周起元“特祀于郡学之西，春秋致祭”并且在京师及在其为官各地均设庙宇祭祀，足以见得其深受当地百姓敬重。颜继祖弹劾阉党数人，为周起元等人洗刷冤屈。
四、周起元与海洋文明
周起元处生在月港地区，又恰逢身处月港贸易的全盛时期，注定他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年，隆庆开关后，月港作为唯一一个政府承认合法的外贸港口。当地百姓迫切希望了解外邦，官员对月港贸易也极为重视，于是委托张燮编写《东西洋考》。张燮找到了本地人、对海外贸易同样大力支持的周起元为其作序，周起元欣然同意，并誉其书为“开采访之局，垂不刊之典”，并在序中称月港为“天子南库”，主张抓住时机发展海上贸易。为了便于商船出海，又兼以军事守备，周起元力请当局在圭屿建塔、天妃宫等建筑，对月港贸易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时至今日，漳州仍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五、评价
在明朝后期黑暗的朝政中，党派林立，互相攻击，东林党亦是其中一支。后世认为东林党人多空想，缺乏治国才能。在党争中与诸党并无不同。甚至有人认为东林党人“他们与齐、楚、浙三党、阉党、与阉党残余的区别之处，仅在于东林误国，而东林的对立面则害国”。无论东林党人是否如此，我想周起元绝不应在此列，我认为只是对道学的推崇和在其为官时的尽职尽责使其与东林党人走到了一起。看似周起元一生都在参与党争，但他却从不因为党派之间而攻击他人。他屡次上书弹劾他人只是因为他言官的责任、身为士大夫的傲骨与正直的性格所致，他看似如东林党人一道，却“貌合神离”。
观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他的政治智商甚至可以用幼稚来形容。但他真的不懂吗，正如其自己所说，“祸福之来天也，君子弗计。君子所计者，是非焉耳”。在他仅仅居于御史之位时就敢弹劾当时位高权重的方从哲、赵焕，所为的，只是身为言官的责任。弹劾皇帝的宠臣高寀、李实，只是因为对百姓的爱护与身为巡抚的指责。他毫不考虑自己的生命、仕途。忠心耿耿，为国为民。他正如大多数东林党人一样，“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中最有品性与性格的杰出之士”，“哀婉动人，荡气回肠，萦绕千古”。他们为的就是达成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前仆后继在所不惜。
而周起元与身居朝堂不通实务的东林党人相比，他的为官成绩更是耀眼，每到一处，兢兢业业，政绩显著，当地百姓无不叹服。时为翰林编修黄道周则说：“周中丞棺至不及走问入漳而两邑已议建祠致拜肃然”，可见其名望何其之高。
黄道周在《周忠愍公墓志》写道：“人有道者多矣，而卒以谗死死后乃白，夫所谓以身殉道以道殉身者非乎公”，其所寻之道想必是官场清平，国泰民安，最终不惜身死，以身殉道，以道殉身。
至于东林党，正如夏允彝先生所说：“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东林党与其余诸
党无什么不同，有君子也有小人，有衷心为国之人也有趋炎附势之人，没必要把东林党一网打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究其根本致使明末朝政崩坏的是皇帝的不理政事、荒淫享乐，才导致了党争不休的局面，空耗国力。
六、参考文献
1..《明史卷》，卷二百四十五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2..《海澄县志》卷之十，明粱兆阳修明蔡国祯等纂，明崇祯六年刻本
3..（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卷四百二十九四部
4.（光绪）漳州府志50卷，漳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