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赤脚医生”们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他们作为中国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中最基层的社区卫生人员，提供着大量的疾病预防、妇幼卫生、计划生育、健康教育服务。而如今，受到“赤脚医生”的启发，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这类社区卫生工作者的作用，并将其作为国家项目进行了推广。在许多非洲国家，这些社区卫生工作者执行着重要的公共卫生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Neema住在坦桑尼亚基戈马区坦噶尼喀湖的岸上。有一天，她的孩子突然出现发热、寒战、多汗、头痛的症状。她心急如焚，想找医生去看看孩子的状况，但是离她最近的诊所要走路12个小时[1]。而且她也不确定她到了的时候，医生在不在诊所。
所幸的是，她的邻居Glory恰好是一名“社区卫生工作者”。Glory参加了坦桑尼亚卫生部开展的短期培训，专门在这一片社区进行妇幼健康相关的宣传教育并提供一些治疗服务。Glory判断Neema的孩子可能是得了疟疾，用试剂盒确诊了以后，给他开了药，并之后每天都来看望孩子的恢复情况。Neema的孩子很快就痊愈了。
像Glory这样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对于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来说十分关键，尤其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社区卫生工作者可以提供一系列卫生服务，来缓解卫生人力资源的短缺，这些服务主要是生殖健康、孕产妇与新生儿健康、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等传染病；还有一些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服务也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卫生人力资源危机
全球卫生人力资源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卫生人力资源泛指所有从事与医疗卫生服务相关的人员，既包括专业的临床医生、护士、助产士等临床人员，也包括社区卫生工作者、社工在内的相关专业人员。卫生工作者的数量不足会严重威胁卫生服务的开展，包括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治疗各方面服务。
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医生、护士、助产士在内的卫生工作者数量尚未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低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在年的报告中建议卫生工作者与人口比例在每千人2.3名卫生人员以上，而最近这一数字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更新到了每千人4.45名卫生人员以上。
但很可惜是，年大多数国家远低于这一比例，尤其是在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例如，前面提到的坦桑尼亚，每一千人才有0.47名卫生人员。
而根据健康数据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预测，到年，除了部分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大多数国家的卫生工作者与人口比例依旧会低于每千人4.45[2]，这样的卫生人力资源水平很难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卫生相关指标。
卫生工作者与人口比例，红色代表比例更低，蓝色代表比例更高；非洲和东南亚的比例均低于推荐的每千人4.45，而且到年也并不会有明显增加（来源：健康数据与评估研究所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更严重的是，在很多国家卫生工作者集中在城市和更为发达的地区，偏远农村地区的卫生工作者数量远低于城市。因为生活条件差、进修机会少等各种原因，很多医生和护士并不愿意选择到农村和偏远地区工作，即使工资比农村要高。
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而仅有38%的护士和24%的医生在农村地区工作：在孟加拉国，30%的护士集中在四个大城市中，而这四个城市的总人口仅占全国的15%；在南非，46%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而仅仅有12%的医生和19%的护士在农村工作。而在科特迪瓦、刚果和马里，农村地区没有足够的医务人员的同时，城市地区有大量的医生护士找不到工作[3]。
在这些地方，社区卫生工作者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填补卫生人力资源的空缺。
中国的“赤脚医生”经验
中国也经历过卫生人力资源紧缺的危机。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农村偏远地区的卫生条件也十分匮乏、缺医少药状况较为严重。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而新生儿死亡率也达到了每千个活产例死亡[4]。
当时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数量十分有限，很难覆盖所有农村地区。*府起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培训大批量中医、派遣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看病。然而培训中医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城市的医疗队每次也只能覆盖有限的乡镇，无法大规模地提供医疗服务[5]。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在全国各地得到了推广，其中“赤脚医生”就是合作医疗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一个措施。
上海附近一个生产队里的三名赤脚医生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简报）
“赤脚医生”的名字源于上海，因为南方的农民在水田里干活经常是打赤脚的。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毛主席撰写的社论后，“赤脚医生”这个名字开始在六十年代后期流传起来[6]。
“赤脚医生”大多数都是“半农半医”，他们一般仅仅有初中文凭，经过当地组织，医院或卫生所完成3-6个月的短期培训后，回到农村和生产大队进行服务[6]。这些“赤脚医生”就在村里工作，患者都是自己的同事和邻居，他们了解每个病人的家庭情况和生活习惯，可以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