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展览的时代。在殖民扩张的推动下，各地举办的博览会或展览都充斥着异域风情。
年柏林殖民展览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举办的殖民展览相比，既有相似性，更有自身的特点。每一场展览的动机因所举办的国家、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整体来看，这些展览无非是殖民者意欲彰显帝国权力、塑造帝国形象，并通过刻意安排的意象将帝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做法。同时，殖民展览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要素，比如土著人的参与、原始环境的复原、殖民地风土人情的展示等。
年的印度与殖民展览专门建造了印度房屋，招募了来自印度的工匠群体。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出现了阿帕奇人和伊戈罗特人（来自菲律宾）。
-年温布利帝国博览会为了使参观者更真切地感受殖民地的风土人情，安排了多名非洲土著在重建的“围墙城市”中生活，“很多土著走来走去，如此遥远的塞拉利昂和传说中的*金海岸都变得如此真实。”
年安特卫普世界博览会的殖民地馆，主要展示了刚果自由国20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该馆中展出了比利时与刚果艺术家雕刻的象牙艺术品，还有橡胶、棉花、硬树脂、可可等刚果产品，以及土著房屋模型。在殖民展览中，“他者”被浓缩于一系列殖民意象中的东西：人、展品、建筑物等。
年柏林殖民展览因特殊的国情又与他国的殖民展览不同。展览的举办方不同。如年安特卫普世界博览会的殖民地馆、年印度与殖民展览、年巴黎世博会的殖民展览、年巴黎国际殖民展览等都是由国家官方领导、组织并进行宣传的。国家起主导作用，民间组织力量与其合作。
年柏林殖民展览与此相反，它是由社会组织发起并主导，德国只协助部分事宜。这一特征与德意志帝国殖民历史密切相关。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自殖民扩张开始，帝国内部的民间力量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影响国家在殖民活动中的决策。
年柏林殖民展览只是德国自己的“狂欢”。年柏林殖民展览的参与者是德国及其殖民地。而年巴黎国际殖民展共有26个殖民地国家参展。
年安特卫普殖民地、海运和弗莱芒艺术博览会参展者有英、法、荷、葡、意等国。对土著人的要求不同。年柏林殖民展览要求土著表演者在固定的区域内活动，并且尽量不与参观者接触。
而在其他国家的殖民展览中，大多土著人充当服务员或售卖员，自由游走于展区内。展览的组织者也十分鼓励参观者与土著人进行互动和交流。德国的独特性可能是德国对种族等级原则的重视，同时他们也担心与土著人过多的接触会导致德国人无法把控自己与被殖民者的界限。
除了殖民展览外，19世纪下半叶德国国内还盛行着“商业民族志展览”。殖民展览在一定程度上脱胎于商业民族志展览，因此二者在展出形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比如都重视生活环境的还原以及引进土著人表演。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首先，“商业民族志展览”中的土著人往往不仅来自本国的殖民地。
比如19世纪中期盛行一时的“因纽特人”展览、“小人国阿兹特克人”表演等，这些表演者并非来自德属殖民地。其次，“商业民族志展览”的经理人尤其喜欢招募一些身体畸形的土著人加入表演团体中，以此吸人眼球。这些表演者甚至被称为“珍稀人种”，即使在死后也能继续吸引人们的好奇心。
而殖民展览一般抛弃了这种极端猎奇的心态，招募的群体一般都受过一定的教育和培训，或是曾与欧洲人有过接触，而非随意选择。最后，“商业民族志展览”一般会将土著人与动物放在同一空间内。
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为了还原土著人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其实也给参观者造成一种错觉：土著人与动物没太大区别。上述差异其实源自展览目的的不同。“商业民族志展览”以特殊的表演人群吸引群众参观，从而获得大量的金钱收益。
殖民展览则是希望通过固定的展出形式、特定的土著表演以及丰富的民族志展品向公众传达殖民地的基本情况以及殖民帝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教化、宣传与盈利并行不悖。
以殖民地为主体的博览会从传统博览会中演变而来，在种种美丽的包装之下，包藏的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祸心，处处充满着殖民主义的意涵。殖民展览以一种进化与科学的外表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里，教化意味着欧洲人以新的方式来理解展品和被殖民者。
作为后起的殖民帝国，德国不仅在国外面临激烈的殖民竞争，在国内更要说服甚至打压左翼等反殖民主义势力。帝国统治者试图通过这种殖民扩张来维系民族国家的国家结构，并将各阶级团结在民族国家周围。
但刚刚开始不久的殖民扩张却活力有限，短短十余年的殖民事业难以扛起“大旗”。为了重新塑造德意志殖民帝国的形象，加强帝国与殖民地之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联系，帝国与民间组织合力促成一场充满殖民想象的殖民展览。
身份的形成和重塑，正好出现在富有代表性和论争性的领域，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正如托马斯所言，殖民主义总是“通过符号、隐喻和叙述而富有想象力并充满活力”。
年柏林殖民展览不仅引进了土著人及其生活环境，更重点介绍了德属殖民地的具体情况及其在帝国结构中的地位。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属土著人展览，它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人类动物园”。
土著人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好奇心，它与殖民地想象、殖民地与德意志帝国关系的塑造存在复杂联系。在西方的扩张中，欧洲人总是发明“下等种族”来获得权力。年柏林殖民展览亦是如此。
殖民者真正关心的所谓科学问题，就是“谁为低等种族”。但这些“低等种族”又可以被文明的欧洲人教化，欧洲人有义务和责任帮助他们。这便是年柏林展览的主题。
展示与表演不仅仅是一种形象或对形象的定义，更是一种限制。展品的有限意义进入私人生活中，并限制了个人对自我生活的思考和认识。
这种自我反思的活动是有意教育消费者和民众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但它更多地表达了组织者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文化环境，而非异国文化。年柏林殖民展览中的展品与表演者通过特定的空间安排和展出内容向公众展出一幅原始但可以寻求进步的殖民地现状。
展览中的人与展品的定义由组织者创造，其中隐含的目的通过展出的某种异域文化而隐藏起来，并逐渐渗透到每一位参观者的脑海中。对于参观者而言，另一个“奇异的世界”正在展览中产生。
在这种“限制性体验”的殖民展览中，西方殖民主义者借助人类学、展览原则等通过制度化和符号化的过程塑造向欧洲人普及的被殖民者的想象。
展览组织者希望通过重构的“和谐殖民地”来凸显帝国形象，吸引本国民众向殖民地定居与投资，将殖民地真正融入到德意志帝国发展中。殖民协会也曾表示，他们希望年殖民展览能够成为对大众进行殖民教育的载体。
但事实证明，这一计划终究难以靠一场充满局限性的殖民展览完成。当然，研究一场互动式的殖民展览，需要讨论和